45 在施米特看来，德国议会制危机的根源在于，议会制赖以建立的自由主义基础无法抵挡大众民主带来的冲击，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立第三者的形象以及议会制下永无休止的辩论，使得建立在大众民主之上的极左和极右政党正试图通过合法的选举进入议会，掌控国家权力，毁灭《魏玛宪法》的共和体制。
正常之君位继承实为有国者传基业于后人的特殊的财产继承——多依父系宗法之理则而有善不善者。后来者难望其项背盖以畏首畏尾身其余几。
随着中国社会南朝化的趋势，曾几何时碑榜废坏帖学兴——取巧图便之顿门亦代规圆矩方之渐教而为禅家不祧之正统。耶教之人人平等终移罗马文化之运祚，佛法之众生平等亦革秦汉政教之基因。扎撒简率朴拙略无雕饰，比诸唐律衍生之宋金律法有如日耳曼法之于罗马法。其时阶级固化，由经学世家对等内婚形成之阀阅颇类印度之婆罗门种姓。代秦而兴的项羽号为霸王，颇有步武楚庄以执诸侯牛耳之意——五霸相比三王不过临时之盟主，取法乎下宜其宰制群雄之韶光迅如昙花之一现。
强秦崛起如同稚弱少儿由激素暴长而为茁壮之青年。也只有当外在威权荫庇不再时，礼才开始作为自觉的文化惯习落地生根、相沿成俗——此盖儒家运动之缘起。在现代社会，公共治理主体和公民之间毋宁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交互关系，它们相互结合构成了多元主体双向互动关系意义上的自主性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于是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为治理主体的‘自我统治，多元共治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突出特征。
[6]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对现代法治的正向影响并不是建立在对亚氏法治概念本质内涵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而是建基于现代人对亚氏法治概念的误读之上的。[7]这一点是仅凭立法者理性构想并制定出的立法所不具备的。[8][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0页。相反，国家的权力逻辑要服从社会的权利需求：合意的有限政府意味着即使人民主权的国家要通过宪法，也毫无疑问地接受更高的基本法原则的约束，这些基本原则统治基本人权。
早在洛克生活时代的思想家们就发现，现实中个人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国家的各种公权力，这就决定了法治的重点自一开始就是强调个人权利相对于国家公权力的独立性和优先性—即使是立法权也没有被赋予不受约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在洛克那里立法权被视为必须予以重点遏制的对象。相反，真正的法律规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历经数代甚至数十代人实践的拣选后留传下来，并在塑造群体文化、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按照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观点，真正的法治道路其实就是消极法治路线。作为治理之理想状态的善治，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摘要】法治可以区分为积极法治和消极法治两种不同模式。政府放权给社会就是社会要求更多自主权，实行民主政治。
[8]政府的行政权自然不在话下。因此，加强社会组织的自身法治化程度并吸纳其作为国家法治建设的同盟军是有其充分合理性的。必须时刻谨记：法治为权利而生，我们所能够戮力从事的，不在于使得权利臻于完美，而是通过不断地提出实用的权利，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人类恶行的侵害[18]。另一方面主张法治建设是国家、社会和公民共同参与完成的一项事业，强调法律运作的各个环节（立法、执法与司法）中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以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重塑社会交往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主体各自的权利和利益。
以政府为例，法治既被确立为政府进行自身改革的一个目标又作为政府行使行政职权、管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有效手段，法治意味着依法治权和依法行政。上述转向至少说明，法治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标榜的、最优的治国方案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16]因而，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和法治意识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13]任剑涛：《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开放时代》2010年第2期。
从细节之处不难看出，在法治建设中转变单一的国家推进模式，逐步强调全社会、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尤其是重视调动和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法治积极性，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探寻一条科学的法治之路已经被确立为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和现实种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一直处于国家主导、动力单一的发展模式之中，法治的社会基础十分薄弱，公民法治意识还有待提高。在对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的法律规则与其他非法律规则区分的同时，可以用统一的法律规则去整合形式多样的非法律规则，在总体上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纳入到法治发展的计划进程中来，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弹性调控，但国家的作为必须以社会赞同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受损害为合理限度。 三、消极法治的基本内核 虽然我们可以根据两种法治理念在法治建设动力来源上的差异将其划分为自然演化型和国家推进型，但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成因需要追溯到两种法治理念在更深层次上的一些差别：其一，在规则层面上，消极法治理念强调法治发展的实践演进和法治之法的自生自发性，重视那些在市民社会中孕育出的秩序性规则在社会交往和社会整合中发挥的作用，并主张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18]参见[美]艾伦·德肖维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黄煌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据此可以认为，目前我国法治模式过分侧重于积极法治路线从而产生出很多弊端，阻碍了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法治体系的确立，以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为基础，坚持人本主义，体现对社会主体人格的终极关怀和对私权的高度尊重和保护，使人性在法律的范围内得以最大限度的实现与满足，这也正是法治的要求所在。消极法治要求在法制体系当中私法无论在所占比例上还是重要性上都要高于公法。
[1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这表现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要符合某种由更高层次秩序所提供的、以确立个人自由为内容的高级规则，而良好的政府应该是管得最少的夜警式政府：它不能干涉社会的自然发展，更不能以实现正义、共同目标或借助改革的名义干预私人领域。
进入专题： 消极法治 积极法治 自生自发 均衡法治 。均衡法治 一、引言：何谓消极法治？ 根据马克思·韦伯对现代性作出的判断可知，启蒙以降，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可以被归结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社会不断地祛魅化和各个专业领域的持续分化。
二、自生自发秩序与消极法治理念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可供转化的知识资源，但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法治对中国而言是直至近代才姗姗来迟的舶来品。前者是由国家和政府主导并积极推动的实践模式，后者则主张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生自发秩序的演化进程。就此而言，有必要在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引入消极法治的基本理念，在两种法治理念的平衡中推进法治建设的科学发展。20世纪初期以后，新的情况要求国家积极干预社会事务和个人权利自由，国家进入福利国家阶段，对国家权力能动作用的要求日益显著。
以往以国家为主导的法治建设强调发挥公权力的强大作用，这就导致公权力发挥作用的领域过宽过广，权力自身合法地运行也很难得到确保，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往往沦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和管理的工具，除国家之外的法律主体只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和法治进程的消极旁观者。[9]但是应该看到，福利国家以及积极法治等理念的提出乃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种回应，面对思想界不断涌出的各种形式的理性—建构主义思潮和现实中缤纷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精英团体认识到社会自身的那种自生自发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在必要时必须对个人自由和经济社会的自然发展施加某种限制和约束，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人自由的实现，而借助国家制定的干预性和调控性的法律和政策无疑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
参见魏治勋：《亚里士多德法治概念之谬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现代法治起源于西方，是西方尤其是启蒙运动建构理性设计的现代性政治法律秩序。
在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当下中国，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以克制过于极端的积极法治思维，克服法治建设中动力来源单一问题及其产生的干预私域、流于形式主义等弊端，走出一条积极法治与消极法治并重的均衡法治道路，对于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根本目的尤具助益。但无论如何，消极法治都构成了积极法治不可撼动的基石：法治建设必须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保持平衡，国家在承认并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允许根据共同利益对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予以必要的限制。
但从法治发展的历史脉络看，法治却是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长期演进发展的产物。对此，提出下述推进法治健康科学发展的实践进路： 首先，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完善现代经济体系及相关配套体系的建设。当前重要的工作是引入消极法治的理念，改变单一的、以国家公权力为主导的法治发展模式，这将有助于充分调动不同法治主体的力量共同参与，以开拓我国法治建设的新维度。 四、消极法治的实践之维 自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之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项改革事业被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
消极法治理念核心诉求即在于转变法治动力一元化为法治动力多元化，这就要求从法律体系的构成以及权力与权利布局上寻求突破：一方面重视私法以限制公权力的膨胀，另一方面强调权利主体参与法治建设、发挥积极能动作用，从根本上变法治建设的单一主体为多元主体。以上三点分别从规则、性质和主体构成三个方面勾画出消极法治理念的大致轮廓，对自生自发性规则、个人自由之保障和发展动力多元化的强调贯穿其中，构成其区别于积极法治的鲜明特征。
对此，哈耶克论述道：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它们的要素在应对其即时性环境的过程中遵循某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哈耶克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中那些秩序性规则（主要是法律与道德规则）的起源，并认为这些规则的产生和演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
对亚氏法治概念的这种理解自然是经过了几百年法治实践和法治理念的过滤的，而亚氏法治概念的原初内涵反而被淹没不闻。只有内部规则才构成哈耶克所谓的正当行为规则，因为这些规则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否定性的或消极的，即其作用在于划出并保障个人自由行动和支配的私域，确保个人能够利用在社会高度分散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法治的目的就是要捍卫那些使自由得以可能的秩序及其正当行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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